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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的信使:写在鹤峰县原县委书记何亚斌离职十年后(四)
时间:2021-08-23   来源:《企业与市场》网   作者:杨秀武  点击: 次
       第七章

    荷马史诗《伊利亚特》曾经描写过一场战争,几十万大军在攻打卡夫丁峡谷时,全军覆没。马克思曾把卡夫丁峡谷比喻为不发达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巨大障碍。何亚斌——中国的一位改革实际工作者,率领鹤峰20多万各族人民,正在勇敢地穿过“卡夫丁峡谷”。

    日历翻到了1992年10月,县委书记张泽洲升任恩施州委领导。何亚斌宽厚的肩上挑起了县委书记兼县长的重担。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何亚斌和县委、县政府“一班人”在已取得的改革成就的基础上寻求产权制度改革方面的突破。1993年元月,何亚斌提岀了超常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思路。4月11日,县委、县政府制定了《关于加快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规定》(即“38条”),与此同时,县委、县政府召开了最高规格的全县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大会。

    何亚斌的报告只作了70分钟,掌声就有10多次。200多位个体私营经济代表中有90%的人是第一次被邀请到县城大礼堂听县委书记的报告。容美镇个体户吕长菊激动地说:“没想到何书记把我们这么当人,给了我们这么高的地位……”来自浙江的服装个体户周潘华接过话题:“我跑了8个省,做了10多年服装生意,还没有看到过这么开明的书记!”

     就在当年,全县个体工商户从业人员比1990年增加29.9%,个体私营经济为国家提供工商税比1990年增长131%。
1990年,何亚斌曾经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分析过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政体改变后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他认为,这些社会主义老牌国家,政权更迭后无一例外地选择市场经济体制,不是偶然的。维持市场经济的基础是一个庞大的产权体系。纯粹的公有制经济之所以没有活力,就在于产权不明晰,在鹤峰这样一个山区县,确切地说就是产权没有明晰给个人。孟子曰:“人有恒产,始有恒心”。没有产权,失去对利益的追求,社会就不能进步。任何国家和民族,禁止人们有追求财富的欲盟,只有在革命和战争的情况下才有合理性,和平时期是不能长久实行的。何亚斌说,要鼓励人们拥有产权,要保护人民的产权。公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公民私有合法产权也神圣不可侵犯。国家的利益在于依法收税。“38条”就是一个明晰产权、保护产权、鼓励发展经济追求财富的“劝业令”!

    沿着何亚斌4年多来留下的一个个深深刻在鹤峰人心中的足迹,走进他心灵所走过的每一个季节,寻找他生命之树上的枝和叶,然后把他们串连起来,形成一条长长的粗粗的曲线——这就是一条能够展示中国改革开放历程的曲线。

    1993年4月6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汉生到鹤峰考察后,非常满意,即兴挥毫,书写“任重道远,贵在奉献”的条幅勉励何亚斌。


     1993年5月31日,湖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关广富来恩施州调研,在鹤峰期间高度赞扬了鹤峰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思路。关广富对秘书张汉涛说:“把亚斌同志关于国有民营的这个观点写进我的讲话中。鹤峰的改革,具有可贵的探索精神和大胆的试验性质。”

     1993年9月,鹤峰县被湖北省委、省政府授予的首批“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先进县”称号(此次受表彰的全省只有9个县,山区县中只有鹤峰县)。关广富在表彰大会作报告时脱稿讲了这么一段话:“老、少、边、穷的鹤峰,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这么快,关键是那个县的县委书记何亚斌的思想解放……”

 

 


1993年,鹤峰县获得省委、省政府授予的全省“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先进县”称号。
(左为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唐生智,右为县委书记兼县长何亚斌)

     1994年4月14日,湖北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回良玉来到鹤峰,充分肯定了鹤峰的工作。他说:“鹤峰的各项事业取得了很大成就,近几年的工作很有起色。经济建设有了新的进展,改革开放迈出了新的步伐,干部作风有了新的转变,精神文明建设也取得了新的成效。当前鹤峰的情况很好,突出表现在干部有了很好的精神状态,全县有很好的发展思路,有很好的工作措施。”他明确支持何亚斌的产权制度改革实践,热情地表示:“希望鹤峰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效果一次次证实了何亚斌思路的正确性。

   何亚斌在长期工作的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实践,已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的思路。

     1993年3月,何亚斌随湖北省化工进出口公司经济考察团到香港、泰国、新加坡考察,历时14天。首次岀国出境考察,使何亚斌的视野更加开阔。回来后,写出了近7万字的长篇考察报告《行色匆匆港泰新》。

    在这个考察报告的导言中何亚斌提出了五个“必须”:

    一、必须深化改革。“改革是解放生产力、改革是发展生产力”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中国15年的改革是符合世界大势的。靠原有的经济体制想实现经济的突破性发展是很难的。改革是一次革命,应当坚定不移地向前推进。历史需要我们如此。

    二、必须扩大开放。整个世界是一个开放性的大市场,没有一处可守得住的山寨。做“小国寡民”只能是作茧自缚的“安乐死”。

    三、必须从实际出发,坚持走自己的路,创造性地工作。

    四、必须既虚心学习别人的成功经验,又对祖国充满信心。中国是很有希望的,只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只要大家努力,下个世纪肯定是中国人的世纪。

    五、必须珍惜今天,像新加坡那样。中国历史上没有战乱的日子是很少的。中国今天的政治局面,在历史上是很难找到的。一切对人民负责、有良知的干部和人士,都应当珍惜今天,一心加速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心不旁骛。

    这份长篇考察报告于1993年10月在全县内部印发后,迅速成了全县党政干部自觉的必读书。这个报告不断传开,连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经济学家和省直及恩施州的部分领导都通过各种渠道索要这个报告。特别是此后于11月14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公布后,凡属读过这个考察报告的干部都说,何书记的这个考察报告与《决定》精神完全一致!纷纷要求重印,最后又重印了1000册。

     改革是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改革是要得罪人的,是要冒极大风险的。在改革之初,在改革还没有带来实际效益的情况下,一些人是不理解的。何亚斌曾说过,改革,绝大多数人都拥护,因为它在北京;改革,不少人都反对,因为改到自己头上了。恐吓信、恐吓电话丝毫没有动摇何亚斌钢铁般的意志,仍义无顾地投身和领导鹤峰的改革。翻开《鹤峰县志》,1913年至1993年80年间,63任县长中有15人未到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县长中有3人被撤职或降级,无一人得到升迁!曾有前任县长大发感慨:鹤峰当官,居大不易!

     某些反对改革的人,又来新的一招——告状。一面向中央和省告状,一面在群众中造谣,煽风点火。何亚斌不仅没有气馁,相反更加拼命地忘我工作。他那本拒礼拒贿的《防身簿》扉页上填有一首《浪淘沙》,有句云:
“一身正气拒污浊,有盾可挡!”

     1993年10月7日,在全县科级以上干部大会上,恩施州纪委常委杨碧莲代表州纪委宣布:“何亚斌同志一身清白,上告到中央总书记的关于何亚斌的七大问题,通过调查证实,纯属诬陷……”顿时全场热烈鼓掌,经久不息。下坪区委书记李兴洲禁不住起立高喊起来:“何亚斌书记这么好的领导干部不能被人告走了!”此时此刻,这种起立的姿势,既包含着对诬告人的声讨,更多的是对这位鹤峰人民的好儿子致以的最崇高敬意!

    在关于何亚斌腐败不腐败的问题上,在调查核实的基础上,州委书记朱纯宣的讲话给了鹤峰一个明确的答复。

     1994年“七一”前夕,湖北省委推出了全省6名优秀县(市)委书记县(市)长的典型,何亚斌名列其中。7月3日,湖北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中作了专题报道,《湖北日报》8月16日在头版头条以《情满大山——记中共鹤峰县委书记何亚斌》为题发表了蔡华东等三位记者采写的长篇人物通讯,介绍何亚斌的先进事迹。

 

 

 第八章
 
   5年的呕心沥血,5年的艰苦奋斗,何亚斌满怀赤子之情,与鹤峰的土地、鹤峰的人民结下了深深的情缘。
 
    何亚斌是农民的儿子,出生于湖北通城县一个家大口阔的农民家庭。苦难的环境赋予他一种奋斗、追求、执着的性格。他聪明好学,小学五年级就提前考入初中,又以百分之十的比例考入通城一中(高中)。1966年高中熬到毕业了,但“文化大革命”偏偏在这一年发生,粉碎了他的大学梦。他只有回乡生产,分挑家庭重担。1969年2月参军,1973年入党,1975年复员回乡,在公社粮管所收粮,同年12月被招到通城县农机公司当采购员。不到半年,调入咸宁地区农机局人事秘书科工作,工作十分顺心。可是他觉得自己缺乏深厚的知识,立志深造。“文化大革命”结束、恢复高考制度后,1978年,在他而立之年,考上中南财经大学(现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他十分珍惜12年后跨入大学读书这个机会。寒来暑往,四度春秋,他获得了超出这纸本科文凭的学识。学校当局注意了他,要他留校。他面前展现出一条由助教而讲师而教授的金光大道。这也是很多同学求之不得的好事,但他谢绝了。
 
    他有一个强烈的愿望,要将所学到的知识用到实际工作中去。他分配到省统计局综合处以后,所学的知识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988年底,湖北省委号召,省直机关优秀中青年干部到山区去工作。何亚斌报了名,申请平调,担任副县长。经组织考核,被作为鹤峰县长提名。
 
    何亚斌在鹤峰5年,有多少感人肺腑的故事。因为篇幅所限,不能把采访到的真情实感全部记录下来,仅录数段,亦可见其平民县长本色。
 
     故事之一:1989年9月上旬,何亚斌收到一份《中国老年报》,该报一则用化名写的读者来信反映:鹤峰南渡江石拱桥洞里,8年来住着一位70多岁的老人,以篾席挡风,几块竹板当床,靠施舍度日,不得温饱。
 
       读罢此文,一股强烈的感情驱使他及时处理这件事情。他找来老龄办主任周光友。周光友告诉他,老人原是五里区搬运站的工人,鹤峰不通汽车的年代,他是当年生活资料的输送人。年轻时力大如牛,腿受伤后体力仍然超过常人,人称“独脚龙”。公路修通后,搬运站撤销,老人失业,加上年老体衰,又终身未娶,无亲无戚,才落得如此下场,已在桥洞里住了8年!过去领导也重视,但研究过多次,未能得到解决。
 
       何亚斌让周光友先去和交通局、民政局协商设法解决,将结果报告他。老周去了,很快就回复,两家都说有困难:交通局说搬运站是集体单位,他们管不了;民政局说老人不是复退军人,不该他们管。
 
       何亚斌说:“老周,以老龄办的名义给政府写个报告,我批!”
 
       报告送来了,何亚斌当即提笔:“交通局长、民政局长:此事延宕8年,旷日久矣!以鹤峰之大岂无一七旬老者容身之地!我决定:一、由交通局负责落实住房;二、由民政局每月补贴40元,从本月起执行;三、限期一周解决。”
 
    果真,推了8年的事,不到8天就解决了!何亚斌还到五里镇街上房子里去看望过这位老人。1994年,何亚斌又对民政局交待:40元钱不够,增加到60元。不要等到人家上访再解决,要先想到。
 
 
 
1993年,县委书记兼县长何亚斌送别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和法国洞穴探险队专家出鹤峰地界返回县城途中,到农民家访贫问苦,图为他尝吃合渣汤。(摄影:王开学)
 
      故事之二:金秋季节,烟叶丰收。个别收购点为了烟草公司的利益,压级压价,有的农民气得把烟烧了,发誓不再种烟。

     1989年10月24日,何亚斌上任不足3个月,来到曲溪村烟叶收购点,见到一群人在那儿嘀嘀咕咕,神色愤懑。何亚斌挤进去,见一位中年妇女在过磅卖烟。收购员是一个青年小伙子。
 
    何亚斌问:“她的烟打什么级?”

    收购员望了望这位陌生人,说:“末级!”

     何亚斌看看牌价,末级每市斤0.1元钱。内心一阵酸楚。难怪有的农民发誓不再种烟!何亚斌又看看烟叶,烟叶确实不太好,但根据他临时学的知识,这批烟
 
    打得上“中五级”,价格可上到0.65元。
   
    何亚斌对收购员说:“同志,这批烟的评级是不是低了点?”

    收购员又望了望何亚斌,本想训他管得宽,见是个干部模样,便冷冷地回答:“只能打末级。”

    何亚斌又问那位卖烟的妇女:“打末级行么?”

     妇女无奈,无言。

     何亚斌问清妇女是柘坪乡曲溪村一组农民。
 
     何亚斌随手拿了3把烟,对收购员说:“我借你3把烟,明天下午4点钟,县烟草公司罗本智经理来还你。”收购员见此人口气不小,不敢不借。围观的农民都以

     惊异的眼光看着这个干部,猜不出他要干什么。有的把烟挑回去,明天下午再来卖。

     何亚斌电话通知罗本智第二天下午4点钟以前赶到曲溪。上百烟民正等在那里。
 
     何亚斌递给他3把烟叶:“你是内行,看看这批烟能评什么级?”
 
     罗经理仔细看了烟叶,说:“标准的中五级。若灵活一点,可上升到中四。”
 
   县烟草公司同来的质检员也完全同意这个看法。话音刚落,何亚斌很沉重地对罗本智说:“你是县公司经理,你对收购员说吧!”罗本智经理和质检员商量,定为中四级,价格上升到每斤0.87元。
 
    收购员一听是县长,心里很紧张。

    围观的农民都啧啧称赞。
 
     何亚斌心平气和地批评收购员:“你现在把昨天那位妇女卖烟的差价,跑步送到曲溪村一组去,向她检讨。”当晚,县烟草公司写了检讨书。何亚斌在上面加了按语,在全县广播,有效地制止了同类情况的发生,切实维护了农民利益。
 
还有一次,1991年11月10日,何亚斌来到五里区六峰乡烟叶收购点,发现这里存在严重压级压价现象,烟农怨气很大。他当即嘱县政府办公室通知县烟草公司、县工商局、县技术监督局等单位负责人连夜赶到,突击检查。结果发现压级收购提级上调的问题严重。除烟草公司检讨外,该收购点的那位质检员被除名回家,另换了人,该乡烟农振臂欢呼。

    故事之三:1992年12月,何亚斌印了一张别致的名片。名片的背面印着——
 
    主要产品:茶叶、烟叶、木材、黄磷、电石、乙烘碳黑。
 
     待开发资源:优质高品位风化磷矿12亿吨,木材,古海生物化石。

     拟合作项目:磷矿开采与营销,古海生物化石开发。
 
   求贤:市场经济政策研究人才,市场经济运行操作人才,市场调研与预测人才,工商企业管理人才,茶叶加工高级人才。
 
    恩施州委宣传部副县级宣传员、新闻科长翟建华,看到何亚斌书记送给他的名片后,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很好的新闻题材,于是写了一篇题为《一位县委书记的名片》的报道并电传到新华社湖北分社,12月28日新华社以同题目发了通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日报》、《湖北日报》、《湖南日报》、《深圳特区报》、上海《新民晚报》、《北京晚报》和天津《今晚报》等60多家新闻单位转发(播)了这条消息,于是全国各地的信函如雪片般向鹤峰飞来。中华茶人联谊会会员、全国港澳经济研究会会员、浙江省高级农艺师看到这则消息后,主动要求协助鹤峰做点什么。1993年3月27日,《湖北日报》以《名片效应》为题报道了这则消息之后,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编者注:2003年1月,著名政论作家凌志军新著《变化——1990年至2002年中国实录》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立即成为最畅销书。该书第135页有一段这样的文字:湖北省有个县委书记名叫何亚斌,在自己名片的背面印上当地的主要产品……)。说起这张名片的印制过程,其实是一件很不经意的事。据他当年的司机符家翁回忆,何县长当了县委书记以后,打算印制新名片。何书记说,名片背面别让它空着。他随手写了一张便条嘱符家翁印上去。随意之中见新奇。作为一位县委书记,党政干部,早早地就有一种市场意识,这也许是各报竞相转载的原因。
 
 
       1991年,湖北省文联主席、中国十大书法美术家之一的周韶华了解到鹤峰县县长何亚斌的事迹后,十分激动,当场题字以赠
 
       何亚斌就是这样,他的思想总是很超前,他总能站在时代的潮头,结合鹤峰的实际,引领一点什么,而且都能做成。
 

 

 (编辑:朱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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