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七一前夕，何亚斌被湖北省委评为5名优秀县委书记之一，不久从鹤峰升任湖北省统计局副局长，后调任湖北省国资委党委委员、武汉光谷联合产权交易所党委书记兼董事长。

2008年被湖北日报社、楚天都市报社、荆楚网评为“改革开放30年影响湖北30人”；2009年10月，恩施州委、州政府支持，由新华出版社出版的《恩施拓荒人》一书，刊登了《半月谈》杂志功勋通讯员涂前禹采写何亚斌的长篇通讯，在全州反响强烈；2018年又被湖北日报社旗下《支点》杂志评为“改革开放40年荆楚弄潮40人”。

何亚斌同志是个非常了不起的人！他对党非常忠诚，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坚持改革开放，开拓创新，勇于担当，对人民群众一片赤诚，深情无限，是一位焦裕禄式的好干部。

他退休后担任过中国国有产权交易机构协会副秘书长、党委副书记。如今，他还在为中国的生态文明和乡村振兴发挥余热。这篇报告文学（共八章），以飨读者。

第一章

春有信吗？当然有。信在哪里？在春风里，在人们刻骨铭心的记忆里。

10年前就拥有初春的鹤峰人民，今天在姹紫嫣红、花团锦簇的春天里，首先想到的是春天的第一个使者——何亚斌。

何亚斌同志近照

1998年8月1日，鹤峰县委、县人大、县政府和县政协这“四大家”的一把手，一齐专程到武汉，邀请离开这里整整4年的老书记何亚斌回来看看。深爱着鹤峰这块土地和人民的何亚斌，携妻带子回到鹤峰。听说何书记回来了，他下榻的金叶宾馆顿时人流如织，大家用期待的目光，希望能与老书记握一握手，问一声好。特别是当时在百货纺织品公司和供销社改革时反对过何亚斌举措的人，几乎都来了，“我们要请何书记吃饭”，“我们要向何书记道歉”，“何书记是我们的恩人，当初把我们的小饭碗砸烂了，换给我们的是个聚宝盆……”县委、县政府主要领导考虑到干部和群众的心情，临时安排了一名县领导在宾馆专门负责探访何亚斌的次序和方式。

第二天何亚斌去了太坪乡。当他来到桑（植）鹤（峰）公路的三家台隧道旁时，被几个农民认出来了。“天哪，何县长回来了，你修的公路好方便啊……”“从那年你带技术人员测量公路，爬上山顶之后，好高的悬崖，我们几个要背您下山，您硬是不答应，您还再三叮嘱我们要小心……”说着激动地抱着何书记就哭，何亚斌热泪盈眶地说：“我做得很不够，为老百姓办的实事还不多，我要向后来的县委书记们学习……”陪同的县人大常委会主任刘应凯和县长彭军的眼睛也湿润了。

1998年秋，鹤峰县政协讨论给何亚斌送点什么。最后确定给他送四个大字：鹤峰之子。由书法家杨尚成书写，裱好后，公推原副主席祝光强专程送到武汉。这个条幅一直悬挂在何亚斌的书房里。

离职6年后的2000年8月，何亚斌再次回到鹤峰，迎送场面更加动人。县政协主席胡巨寿回忆起当时自发迎送的情景，仍十分激动！

2002年，鹤峰一中素来清高的退休语文老教师唐生海手书一幅字送给何亚斌。他说他一直想写一首诗赠给何书记，但总是不能完全达意，特抄录一首清朝旧诗，“谨借此诗献给我县新政引路人何亚斌先生”。诗云：

大将筹边尚未还，湖湘子弟满天山。

新栽杨柳三千里，引得春风度玉关。

何亚斌连忙摇手：“我可不敢与左宗棠这位运筹边关的中兴名臣相比。不敢当此盛誉。”据笔者考证，这首诗，是在左宗棠奉调回京行前，继任陕甘总督杨昌濬在兰州赞颂他的前任左宗棠的，赞颂这位湘军将领平定匈奴、收复新疆并且重视筑路植树的伟大功绩，诗名《恭诵左公西行甘棠》。

2004年的春天，在鹤峰是一个似乎幽秘而又欲藏欲露的岁月，致富了的鹤峰人，无时无刻不在怀念着何亚斌，从现任四大家领导到普通百姓，从离退休老干部到刚参加工作的青年，每张嘴都是一座丰碑。

从1994年8月何亚斌被提拔为省统计局副局长离开鹤峰之日算起，到笔者写作此文的2004年5月，已近10年之久了。一位县委书记离任10年，又没有处在什么显赫的地位，却还有这么多人怀念他，这是为什么；随着时光的流逝，这个地方与他的情感不是在淡化而是与日俱增，这是为什么；在中国，后任领导否定前任领导工作思路的，例子很多，但鹤峰的后几任书记都充分肯定何亚斌的思路，后两任州委书记都赞赏早已离职的何亚斌的卓识，这又是为什么。这些，是外地到鹤峰调研的人想探究的，也是鹤峰人一直感兴趣的。

有人说，因为何亚斌为人民办实事。

有人说，因为何亚斌与老百姓特别是农民的感情深。

有人说，因为何亚斌奋力改革，但改革的成果他没有领到；他很早就顶着压力拓荒般地坚决实行非公有制经济制度，但当后来中央省委州委大力倡导非公有制经济，工作环境改善时，他又走了，失去了继续大展雄才的机会，为他，更为国家惋惜。

有人说，因为何亚斌善于用人，特别重视培养擢用当地民族干部。他任期内县委提拔重用的干部，基本上都是一流才俊，如今其中不少人已进入县级甚至州级领导班子。至今没有人因失职或腐败而倒台的。这些干部当时都是拥护改革开放方针拥护何亚斌工作思路的，沿着这条思路走对了，业绩突岀了，这些人就用对了，理所当然受到后任班子的器重。

有人说，何亚斌的功绩就在于他给鹤峰找到了一条适合县情的民营经济发展思路，更可贵之处在于他在当时政治小环境不适宜的背景下坚决地开创性地实施了这一思路，从产权制度上实际解决了产权归谁所有、收益归谁支配这一最根本的问题，从而比其他县市赢得了早5至8年的宝贵时间。他的思路完全符合后来的党的十五大、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的精神甚至某些具体文字表述。

有人说，何亚斌对鹤峰的最大贡献在于他通过组织鹤峰的干部群众进行改革开放的实践活动并且取得成功，解放了鹤峰人的思想，转变了鹤峰人的观念。他留给鹤峰一笔精神财富。用一位老宣传部长刘藻华的话说，何亚斌教育了鹤峰一代人。

还有人说，因为何亚斌具有令人折服的人格魅力。他有一种精气神，永远向上永远进取的精气神。他的学识和谈吐令人折服，他的演说不仅思路清晰，语言优美，而且有一股强烈的感染力，能够激励他的下属，能够组织千军万马为了既定的目标去勇敢奋斗。

更有人说，因为何亚斌敢于坚持真理。他决策从来不感情用事，他所坚持的开创性的工作都是有理论作支撑的。

这些言论，都从一个侧面部分地反映了何亚斌至今不被鹤峰人遗忘的原因。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曾说，“ 古者富贵而名磨灭，不可胜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何亚斌就是一位非常之人。

笔者最近探访了何亚斌。他只说，感谢鹤峰人民，我为鹤峰人民做的事情实在太少了。感谢我的前任县委书记和知心朋友张泽洲，感谢后几任班子的认同，特别要感谢继任的几位县委书记叶太俊、彭军和朱惠民，是他们把改革之路、发展民营经济之路坚定地走下去了，光大了，使鹤峰这个当时全州最穷的县现在成为全州财政状况和农民收入状况最好的县。

几年来，有不同年龄的干部，不同行业的民营企业主，数次叩开我的家门，几乎提出同一个主题：你作为当时的《恩施日报》驻鹤峰记者站的站长，作为一名苗族土著，作为熟悉何书记情况的鹤峰人，应该写一写我们的老县委书记何亚斌。

我何尝不想写！1994年春，恩施州作家余友三和我为了写作何亚斌其人其事曾暗访了20多天，后写成近3万字的稿子，送何书记核实，结果被他“枪毙”了。他严肃告诫：不能在任何地方发表！

稿子一搁就是10年！10年过去了，何亚斌经过时间的检验，是立得住的。诚然，这篇小稿子对于年已56岁的何亚斌来说并无什么作用，他也不需要。但我还是要记录下来，并且决定将这篇原稿收入我的纪实文选，发表出来。一是了我自己的心愿，二是也给向我提出要求的人们一个交待，三是在人们探究何亚斌何以经久不衰的热议中也做一席发言。

何亚斌当年究竟在鹤峰干了哪些值得人民纪念的事？回忆一下这位春天的信使当年的一些思想和业绩，对于启示后人必定是有益的。

第二章

1989年8月，刚过不惑之年的何亚斌主动放弃在武汉的优越条件，携妻带子，来到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鹤峰县。他是被省委交流到这里并提名为代县长的。他身材魁伟，给人以精干坚韧的印象，走路又像职业军人，加上高高鼻梁上的那副眼镜，给人几分知识人的生气。

迎接何亚斌走马上任的鹤峰县，是一个长期吃财政补贴的县。从1949年到1984年，累计吃补贴7067.7万元，年平均201.7万元。1988年，财政累计赤字达200余万元，人均国民收入为全省79县（市）的倒数第四名，工业总产值和工农业总产值均居全省倒数第一位。

冷冷清清的县城，上午要到9点钟以后街上才有几个姗姗来迟的卖菜人，晚上8点来钟就关门闭户行人稀少，人们的生活节奏十分缓慢。信息闭塞的程度也是全省罕见，就连电视也只能在晚上6点半以后0点以前才有，而且收不到湖北台的节目。干群情绪低落，到处弥漫着失望情绪。半年前一位办委主任忧心忡忡地说：“下任县长，就是来个孙悟空都不行！”

他的到来，引起鹤峰各界的普遍关注。人们看他如何动作。老百姓希望他的到来能给鹤峰带来真正的变化，但也有人观望，怀疑，担心。他首先辩证地审视鹤峰，在劣势中寻求优势，在被动中寻找主动，在危机中寻求生机。他认为鹤峰尽管如此贫穷落后，但有资源优势，他要在这张鹤峰人民已经打好底稿的纸上，重新着笔润色，画出一幅九十年代的油画来。

1986年，恩施军分区政委黄子阶和战友们创造性地提出并实施“1个专职武装干部带领3个民兵帮扶1个特困户”的“131”扶贫工程，经过3年努力先后帮助3000多户居住在山洞和茅棚的贫困户住上了新房、20多万群众解决了温饱问题。黄子阶因此被授予全国双拥模范、全国民族团结进步个人，四次受到时任高层领导接见。

1993年，鹤峰县书记何亚斌借用这种组织形式，提出“大131工程”思路并在七泉乡试点，即1个县级干部带领县直3个部门帮扶1个贫困乡整体脱贫，取得很好效果。此举受到黄子阶政委的赞赏和上级的推广。

这幅油画怎么画？何亚斌通过认真的深层次的调研后，有这样几个镜头总是在他大脑的荧光屏上反复浮现：县百货纺织品公司的巨额亏损不说，单从一个数据就让人瞠目结舌，全县仅20万人口，该公司仓库里库存的解放牌球鞋就有16万双，而且还在继续进这种货，减去不能穿这种鞋的儿童和妇女，全县人均就有两双多。在县直，非农人口吃的米基本上是陈化米或有霉味的大米，这些米都是从外地调来的计划供应；在农村，农民的负担与日俱增，已经出现种不起自己承包责任田的局面……

何亚斌认为，鹤峰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严重亏损，面临破产和职工失业的矛盾；生产力水平低下与科学技术水平不相适应的矛盾；农产品价格与价值相背离的矛盾；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与负担不断增加的矛盾；粮食的买难与卖难交替循环的矛盾；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不适应的矛盾等等。归根结底，这些矛盾是计划经济旧体制向市场经济新体制转轨时期难以避免的磨擦与碰撞所引发出来的必然现象。

要解决这些矛盾，就必须拿出相应的改革措施。改革，究竟改什么？又怎么改？从中央到地方，上上下下都在摸索，何亚斌一直进行着这方面的思考。想到这些，他的眼前就总是闪现岀邓小平“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理论，它像星辰一样昭示着何亚斌。何亚斌有了自己的真知灼见，并且有拼死而为之的坚强决心。

为了实现他的真知灼见，何亚斌的第一步棋用在“人和”上。他知道，要把鹤峰的经济搞上去，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就是理顺关系，加强团结，“四大家”才能在经济建设主战场，同下一盘“经济棋”。

何亚斌决心从县政府做起。于是，他在1989年8月15日第一次主持召开的政府常务会议时，郑重宣布本届政府的四项行政准则，强调：（1）、摆正关系：县政府必须接受县委的领导，接受人大的依法监督，与政协主动搞好民主协商；（2）、政府班子成员精诚团结，默契配合；（3）、力倡务实，摒弃虚浮作风； （4）、振奋精神，克服困难。

何亚斌重言重行，“诚”为导，“我”当先，“断”做剪，“情”似梳，理顺上下左右的关系。

何亚斌继续下“人和”的第二步棋：解放中层领导的思想，让越来越多的鹤峰人士走出山门，学习改革开放的具体方法，学习现代文明，学习实用技能，使这些人以新的思想观念和方法指导山区工作。由此开创了闻名全国的“软出山”系列工程。

何亚斌的第三步棋还是下在“人和”上。他在1989年12月提出：县政府在全面完成各项经济工作任务的同时，县政府每年为民兴办8件实事。

何亚斌用了近3年的时间，集中下这几步棋的目的何在呢？

改革，即革命。鹤峰曾经历了三次大的改革。第一次是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的“改土归流”，废除土司世袭官制，改由朝廷统一派遣交流官员到原土司领地任职的流官制。第二次是1928年，贺龙来鹤峰建立革命根据地，建立新政权，一批山外知识干部带来了新风。

第三次是1950年土地改革。这三次改革行动，对鹤峰发展起了非常重大的作用。何亚斌酝酿的第四次改革，总体思路是先实行经营机制改革接着立即实行产权制度改革。先期实行“国有民营，公有私营”，转换经营机制；接着马上实行民有民营，改变所有制，将混沌的产权明晰起来，在全县范围内彻底实行非公有制这一根本的产权制度。

用何亚斌的话说，要把非公有制经济写在鹤峰县委的党旗上！这一改革对于鹤峰来说，理当比前三次改革具有更大的广度、深度和难度。要实行这么重大的改革，没有“人和”的基础显然不行。

为使这场改革较为顺利地进行，把鹤峰的经济真正搞上去，何亚斌按照自己的思路，做了大量的铺垫，做了精心的准备。

他觉得条件基本成熟，决定动“大手术”，对计划经济形成的历史框架进行改造，建立适应市场经济的新体制机制，于是，何亚斌亲自操作搞了几个“全省第一”，为所有制的改革准备条件。

第三章

针对全国粮食部门普遍存在严重亏损的现象，何亚斌对鹤峰粮食系统的亏损作了调查。到1991年底，累计亏损已达500多万元，并仍将亏损下去。

他认为，鹤峰在粮食生产上，县政府必须结合县情勇敢放弃“以粮为纲”的指导思想，取消定购任务的硬约束，鼓励农民种植比较效益好的经济作物，大力调整粮食与多种经济的产业结构。他甚至提出：“要把鹤峰的米坛子放到江汉平原去！”在粮食供应上，粮食部门必须放弃“主渠道”，大胆放开粮油供应，让民间粮油供应商去经营，去自负盈亏。

他还说了一句幽默的话：“把粮油供应证送到博物馆去！”

他的思路得到了县委书记张泽洲和分管财贸工作的副县长张茂金的全力支持。在有关部门拿出方案征求“四大家”领导意见的基础上，1992年4月，县政府决定：取消农民粮食生产合同订购任务，取消非农人口平价粮油供应计划，全面开放粮油供销价格。

上级政府分派给鹤峰的粮食订购任务由县财政兜底，任务不再分摊到乡镇。成立县粮油总公司与县粮食局一套班子，两块牌子，局里除行政编制不变外，工资经费与财政脱钩。鹤峰的这一重大改革，在全省没有先例。

在社会各种评判声音莫衷一是之时，分管财贸和粮食工作的副省长韩宏树于5月下旬到鹤峰检查工作，满腔激情的充分肯定了这一改革，并要求恩施州推广鹤峰的做法，在全省先动起来。

一个月后，依照鹤峰模式，州政府也行文决定，全州7月1日起取消粮油订购定销指标，全面实行放开经营。五年后，全国也都陆续放开了粮油经营。

粮食体制改革只是何亚斌改革宏图的序幕。他的改革宏伟蓝图是，超常规地发展民营经济，把民营经济作为鹤峰经济发展的生路和后劲！他一手抓新发展民营经济，一手抓改造国有经济为民营经济。

鹤峰的国营合作商业企业是亏损大户，已经无法生存，到了不改即死的关头。何亚斌决定从这里突破。他的具体运作方式是；百货纺织公司实行“国有民营”，把百纺公司所属鹤峰商场、百货市场、百货中心门市部的全部柜台对社会实行公开拍卖。

对县供销社包括其所属各区乡基层社用同样的方法一律实行“公有私营”。

有人说。你把300多号人的饭碗“端”了，那不闹翻天？何亚斌毫不犹豫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十四大把市场经济四个大字写进了党章，我们再不要学南郭先生了。

百纺公司的现状已经到了非改不可的地步，我不忍心再看到百纺公司和供销社的职工只能拿点不足基本生活费开支的工资！靠贷款养不起，靠贷款更惯不起！”

有人说，这是如履薄冰的事，政治上说得过去吗？何亚斌的回答铿锵有力，落地有声：“发展经济不搞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即使鹤峰一个县变成了私有经济，也不会改变整个国家的颜色。

有利于发展，让人民能过上好日子，这是本届政府一切工作的岀发点和落脚点。”

对鹤峰百纺公司、供销社、汽车运输公司的改革，颇多争议，很多人责难何亚斌“胆子太大”。看到何亚斌赴汤蹈火在所不辞的决心，上面对“国有民营”、“公有私营”的经营发展模式也不明确地表态。这样，县里领导班子对改革也“军心不稳”。实行改革的单位职工，骂何亚斌“疯了”。但何亚斌不仅没有动摇，而且力度更大，步子更快。他说：“我就是要通过百纺和供销的改革，迅猛发展民营经济，把鹤峰建成非公有制经济强县。”

1993年，时任湖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肖全涛到鹤峰县调研，鹤峰县委书记兼县长何亚斌 (前左一)陪同

他在专题研究“国有民营”和“公有私营”的会议上，讲了一个发生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北部凯巴伯森林《鹿和狼的故事》。1906年，这里松杉葱郁，生机勃勃。大约有4000头鹿出没其间，尾随鹿群的是6000多条贪婪的狼。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下令杀狼，保护鹿群。一时间枪弹如雨，狼嚎倒下，威胁解除。

结果，鹿一下子发展到10万头，但病鹿壮鹿杂居，素质降低。啃来啃去，灌木、乔木被“大扫荡”，森林毁灭了。鹿大批死亡，1942年，鹿只剩下8000头，而且大都是病鹿。西奥多·罗斯福万万没有想到，他下令捕杀的狼是森林的“保护神”，还维护着鹿群的强壮——因为他们吃掉的多是病鹿和弱鹿。“

大锅饭”正像养着病鹿一样，危害着整个民族！

在县委书记张泽洲和“一班人”的支持下，他们挺过来了！

一个伟大的创造者，同时又是一个伟大的破坏者。何亚斌和他的助手们带领全县各族人民创造了新体制，破坏了旧体制，封闭落后的鹤峰县，已由何亚斌找到了“出口”。

第四章

开放是一件全方位的事，作为一县之长，从何下手呢？第一印象是最深的。

1989年何亚斌初来鹤峰，老想起这个县夜间只能收看湖南电视台一个频道节目的情景。他要把增加信息量，引进改革开放的信息大潮，增强人们的视觉与听觉的冲击力，作为向鹤峰人民的见面礼。

1990年湖北电视节目转播系统及其配套设施相继在本县建成后，结束了“湖南管天”的历史，全县电视覆盖率达到73%，并且能全天收看6个频道的电视节目。县委书记张泽洲为此赋诗：山中喜事万口传，荧屏清晰映楚天，莫叹山大信息难，京都省府来眼前！

何亚斌在政府常务会议上，提出县政府每年为人民办8件有利于增强经济发展后劲有利于对外开放的实事，受到副县长们的高度认同。经过筛选，确定了1990年第一批兴办的8件实事和每件实事的项目负责人。

鹤峰县连续5年共办了40件实事，其中解决能源、交通、信息、文教卫生等方面老大难问题就有35件。令人折服的是，办一件成一件。

1990年，荞云乡到咸盈乡公路竣工通车，县长何亚斌同咸盈农民合影前为农民扣上扣子。(摄影：覃进之)

新修建的县实验小学教学大楼，是请武汉市建筑设计院名家设计的，将现代建筑风格送进了大山，竟连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也赞叹不已，挥笔为实验小学题写了校名，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肖全涛为该校新教学大楼剪彩时，登楼写下了“时来天地皆同力，运筹英雄得自由”的诗句赞美之。

笔者到县交通局采访，他们说何亚斌是“交通县长”；到县教委采访，说何亚斌是“教育县长”；财政局又说，何亚斌是“财政县长”……所到之处，没有不称赞的。就在采访中，我们还采掘了不少趣事。

为打通恩施州离火车站最近的一条通道，使鹤峰与湖南张家界火车站和机场连通，县政府决定从太坪乡修筑到湖南桑植县五道水乡的公路。为了调动桑植县对修建这条公路的积极性，何亚斌请动了桑植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汉生上将给他家乡县委书记黄新民和县长陈美林发话。何亚斌带领县交通局长王世翔、副局长文军，到桑鹤边界桑植一侧农民家与桑植县常务副县长覃章厚签订共建这条公路协议。鉴于桑植段工程比较艰巨，为了促进工程进展，何亚斌表态，鹤峰愿意在桑植境内帮助修路两公路。他与技术人员一起钻荆棘，踏勘线路22公里；返回时天色已晚，他与随行人员打着火把跋涉了8公里山路。

1991年，鹤峰县政府为民办的八件实事之一是修通鹤峰县马家乡至湖南石门县罗坪乡的断头路，县长何亚斌 (左一) 前往检查验

一同步行，令人感动。

为给实验小学教学楼争取资金，又要争取时间，何亚斌在武汉不停地跑，导致腰肢疼得不能动弹，回到住地平躺在地板上与随行的部门负责人还在研究项目。

1990年11月5日，何亚斌在一次会议上强调：“……古人说，勿以善小而不为。有些实事，也许在大城市和发达地区，算不上什么大工程。但是关系到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不仅县里要办，区、乡、村也要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每年办几件。

多级动手，年年有所成就，长此以往，月积年累，鹤峰面貌不愁不变，党和政府在群众中的威望不愁不高，党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愁不密切。”

县城里所有街道尘土飞扬的泥土沙石路面，全部被水泥路面所取代；气势恢宏的海通大市场建起来了；鹤峰与外界沟通的唯一的冬季不冻路——桑鹤公路通车了；解决千万人畜饮水问题的工程也在大规模实施之中……

到过鹤峰的人知道，熟悉鹤峰的人知道，鹤峰20多万各族人民更知道，鹤峰的变化天翻地覆，那就是何亚斌和他的同事们用心血铸就的风景，一道现代文明的风景！

第五章

“市场并不是一个无限的空间，有挤进去的就有被挤出来的，不管你是多么地不愿意。而只有一流的产品和服务才能挤进市场而不被市场挤出来，鹤峰县要施产品战略。所谓产品战略，就是以市场订单为导向，以经济效益为中心，依靠科技进步，改善产品结构，提高产品质量，大力发展名优特新产品。”何亚斌出于这种认识，一个不仅适用于工业经济，而且适应于农村经济的“强质战略”在鹤峰全面铺开。配套“强质”的相应措施是优势产品的“软岀山”。

1990年10月，县政府提出1991年为“茶叶年”。生意未动，人才先行。投资10万元，大规模开展名优绿茶加工技术培训，先后培训农民技术骨干500多人，并选派82名制茶技术骨干远赴被誉为“茶人之家”的浙江农业大学茶学系深造。投入300万元，新建和更新改造了全县828家茶叶初、精制加工厂，购置名优茶加工机械170台（套），扩建了一条包装能力为50万公斤的抽氧充氮包装生产线，促进了全县茶叶产品结构的调整和质量的提高，增强了鹤峰茶叶市场的竞争能力。

笔者在统计局查找到这么一组数据：1991年全县7万亩茶园投产，茶叶总产量329万公斤，比历史最高年产量增产75万公斤；平均单产比历史最高年份提高22.16%，比全国平均单产高岀4.5公斤；茶叶总收入为2106万元，全县农民人均增收114元，财政增收120万元；为国家提供税收480万元，比上年增长33.35%。

何亚斌操作的第一个“茶叶年”，取得长足进步，那么第二个“茶叶年”呢？我们在《鄂西报》看到转载的1993年4月8日新华社发的通稿。消息写道：4月上旬，湖北省政府通报，到1992年底，鹤峰县已拥有茶园面积10.38万亩，产量380.6万公斤，总产值2665万元，提供财政收入669万元，农民人均产干茶21公斤，人均提供茶叶税收37.17元，上述6项指标均居全省榜首，成为“湖北省茶叶第一县”。

“全方位、多层次、多角度地抢占市场制高点”，这是何亚斌实施产品战略的深化和继续。我们再看看新华社1992年7月14日讯：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用8大语系，向全球播发：“日前，上海市茶叶专家严继兴，向上海市政府提出书面建议：上海属低硒地区，3岁以上儿童每天饮一杯中国鹤峰天然富硒茶，对身体很有益处。”

鹤峰县平均海拔千米，地形独特，群山环抱，终年云雾缭绕，植被好，无污染。该县大部分乡镇属富硒区，所产天然富硒茶，具有汤色嫩绿、香气高鲜、茶质特优等特点，含硒达标，有防癌变、抗辐射、抗衰老、防止心血管病和克山病，强身健体等作用。

中国鹤峰天然富硒茶这个项目，是由鹤峰县政府与浙江农业大学联合开发的。1989年，科学家发现鄂西是富硒地区，而硒又是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如果鹤峰茶叶含硒，再改进制作工艺，那么鹤峰茶叶发展就有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契机！

何亚斌通过华中农业大学教授打听到浙江农业大学设有茶学系，能化验茶叶含硒量，于是派茶叶办公室主任向绪慈等人带上样品，专程前往浙江农大请求联合开发。

浙江农大常务副校长夏英武是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深为何亚斌的真情所感动，同意与鹤峰签订富硒茶合作开发和培训技术人员的合同。

1992年4月29日，浙江省科委发出《专家鉴定许可证》，并指定京沪地区的专家对鹤峰茶样作了评审鉴定。鉴定委员会专家组组长、中国科学院南京土壤研究所研究员蒋柏欢宣读了《鹤峰茶叶含硒量研究》，鉴定委员会主任张大衡教授宣读了《中国鹤峰天然富硒茶鉴定》。这是我国第一家通过省级鉴定的天然富硒茶。翌日，鹤峰县政府在浙江农大隆重举行了“中国鹤峰天然富硒茶新闻发布会”。来自上海、南京、杭州茶叶界、营养界、医学界的著名专家和新闻记者100多人出席了会议。

1992年，在杭州“中国鹤峰天然富硒茶新闻发布会”现场。 (右一为浙农大常务副校长夏英武，右二为鉴定委员会主任张大衡教授，右三为专家组组长蒋柏欢研究员，左一为浙农大茶学系主任刘祖生教授，左二为浙农大硒元素研究室主任王美珠教授，左三为鹤峰县县长何亚斌，左四为鹤峰县政府茶叶办公室主任向绪慈）

何亚斌的即席演说，掌声迭起。他说硒茶，专家议硒茶，新闻记者写硒茶，宾客云集品硒茶。西湖涌波，“硒热”一浪高过一浪。

当日，中国茶叶博物馆常务副馆长王志诚先生提出：鹤峰天然富硒茶茶样可以陈列进该博物馆的世界名茶展厅。何亚斌将鹤峰县具有民族特色的3件古茶具也同时送到中国茶叶博物馆，并举行了茶样茶具移交仪式。

新闻发布会轰动了杭州。当晚，电台、电视台在黄金时段作了全面报道。随之《光明日报》、《中国环境报》、《浙江日报》、《湖北日报》等10多家省以上新闻媒体作了报道。这是鹤峰产品的又一次“软出山”。

说到“软出山”，是引起过一场风波的。何亚斌出任鹤峰县县长之后，组织了几批人到山外去参加交流会，去举行新闻发布会，去参观学习，效果十分明显，大家充分肯定，但也岀现了不和谐的调调：有人说这是“公费旅行，游山玩水”。这些议论的根据是：要立足本地，要首先把家里（县里）的事情搞好，少往外面跑。

何亚斌在1991年5月27日的《鄂西报》发表文章，阐述了《关于立足本地与对外开放的关系》。文章说：“我们首先要立足本地，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立足本地与对外开放之间，不是先有前者或先搞好前者才能进行后者的关系。要搞好家里的工作，必须有效地往外走走。我们不是走多了，而是走少了；不是开放过度了，而是开放得远不够。开放才有正确的思想之路，才有正确的发展之路，才能促进改革。我们开放的胆子应当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点子更多一点！”

何亚斌的这些论述，这些做法，在今天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但是，在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前，一位白云生处的县长，能够有此见识，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1990年8月下旬，何亚斌和县政协副主席祝光强组织了一个经贸代表团在湖南慈利县参加武陵地区经贸大会，会上宣传、销售了一批鹤峰产品。

——1990年12月11日，县委书记张泽洲、县长何亚斌和常务副县长乔仕楚、政协副主席祝光强率领的鹤峰赴沪经济协作代表团在上海访问5天之后，举行了经济信息发布会，上海大众汽车公司总经理王荣钧和市政府副秘书长胡正昌等120多人出席，会后10多家报刊发了信息，还就茶叶销售和化工产品开发达成了一些意向协议，并与上海烟草公司就继续合办鹤峰烟草基地签订了为期5年的正式合同，为鹤峰县烟草这一支柱产业找到了稳定的产品销路。

1990年12月，湖北省鹤峰县政府在上海城隍庙松月楼举行新闻发布会。

图为会后县领导同志与部分贵宾合影

(左起：乔仕楚、张泽洲、胡正昌、王荣钧、何亚斌、祝光强)

——1992年12月17日，“中国鹤峰天然富硒茶新闻发布会”在武汉举行，这是继杭州新闻发布会后的第二次富硒茶新闻发布会。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肖全涛、副省长徐鹏航和中央、省、武汉市30多家新闻单位岀席。来自海南特区的客商对富硒茶很感兴趣，当场提出愿意同鹤峰县联合开发，打入海外市场。

——1992年3月20日，何亚斌提出选派干部到发达地区“学做官”。8名副科级干部，分别到枝江市任乡（镇）长助理，进行行政管理学习，主修企业管理。

——1993年6月至12月，鹤峰县选派两批共80名中层骨干到中南财经大学专修市场经济理论。

《湖北日报》记者朱学诗、刘冰在1992年5月24日《经济信息报》发表《鹤舞峰外——来自湖北省鹤峰县的“软出山”报告》，随之，《湖北日报》和《人民日报》分别在一、二版重要位置上以《软出山》为题，报道了这些重大的新闻事件，在全国引起了很大反响，湘、鄂、川、黔数家报纸纷纷发表评说。有一文题为《何亚斌的“软岀山”是为了硬出山》。

曾在湘鄂边区打过游击的原海军副司令周仁杰中将看到报道，让夫人代表他，给何亚斌写了一封长达2千多字的信，称道何亚斌的思路，支持他的工作。

第六章

明知短期不能奏效，也要“拼死为之”。

何亚斌于1990年4月11日，在全县人代会上，提岀了“一手抓经济，一手抓教育”的政府行政方针，提交大会审议。他说：“鹤峰的历史、现状和未来，决定了鹤峰今天的任务只能是沉下心来打好基础，重点是打好教育基础。办好教育不是种白菜，一季可收，而是一场历史的接力赛。十年树木，百年树人。不能因为费时百年而不为之。即使因政绩不突岀而被罢官，也要为后任县长打好教育基础。”

张泽洲同志很支持，并主张以此作为长期方针；人大代表们通过了这个方针，使之变成了全县人民的共同意志。

何亚斌在抓教育问题上，之所以大有赴汤蹈火之慨，这要从他刚到鹤峰上任说起。1989年8月的一个星期天，何亚斌独自一人跑到县实验小学里里外外察看了几次，心情激动，夜不能寐，便给县教委、县财政局写了封信，其中写道：“……鹤峰固穷，然高楼栉比，大厦林立，独我子女就读勤学之所，颓然如一破庙，风雨飘摇，见者莫不悲从中来，潸然泪下。

身为县长，我更感责任重大。县政府决心改变这一不合理现状，于今年在实验小学建设一栋相当规模的教学楼，为人民办一实事，望各单位鼎力相助。一应手续，即予特办，不可援旧例，公文旅行，延宕时日；一切可免之税费，概予免收；一切可通融处，皆予融通。”

也许是实验小学对他的印象太深，也许是出自对教育的挚爱，何亚斌下乡，每到一地，再忙也要去当地学校看看，或听课，或检查学生作业，或和教师座谈，发现一些紧迫问题，尽可能予以解决。

何亚斌初到鹤峰，阅读到一份关于教育问题的调查材料后，十分惊异：

全县299所小学，其中一人一点（即一所学校只有一个教师）的学校竟达124所，占全州这类学校的40%！全县高考达到省分数线的，1989年为0，1990年仅为1人！

何亚斌在这份报告上批道：“……国外理论家们提示：衡量社会进步的最佳标尺是教育发展情况……。

我们的问题是严重的，破旧的校舍危房，奇缺的教育经费，水平亟待提高的教师队伍，令人焦虑的教育质量，巨大的人才断裂，浩荡且日益壮大的文盲大军……话似乎太刺耳，也许有的人不爱听。但悲剧正由此产生。这些话迟早总会有人说，莫非要等到教育完全崩溃之时？！”

“鹤峰要实现经济上的脱贫致富，就必须在人的素质上脱贫致富。教育就是驱逐贫穷和愚昧的最好法宝。”

“鹤峰必须来一次关系未来命运的教育启蒙运动。虽然这一运动早在日本明治维新时期就已进行过。‘上帝只助自助者’，让我们自己来干吧！”

1991年3月12日，是植树节，何亚斌来到鹤峰一中，送新任主持全面工作的常务副校长张开诚和党总支部书记谷宙轩到职，在全体教师会上发表了即席演说，在“树木”的节日畅谈“树人”的要旨。没有讲稿，何亚斌站着讲了两个小时，引起了极大的轰动！县教育委员会把他的讲话录音整理出来，就是一篇激动人心的散文！他说感谢一中教师的劳动和智慧，领着陪同人员站成一排，面向全体教师，领呼三鞠躬，全场报以长时间的热烈掌声。陪同人员有：县委宣传部长刘藻华，副县长马春菊，县教委主任宋长富、副主任胡宗奎等。何亚斌全面论述了县政府“一手抓经济、一手抓教育”的施政指导思想。

他说，振兴鹤峰，必定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要在短期内取得显赫政绩是不可能的，只能立足于治本，立足于抓教育这个基础，致力于人的现代化，包括知识的现代化和观念的现代化。他就如何办好鹤峰教育，如何办好鹤峰一中，如何加强教育内部管理，提高教育质量，提出了鲜明的观点，作出了有针对性的安排。

他的讲话，推心置腹，入情入理，引经据典，纵横押阖，内容丰富，充满激情，拨乱反正，振聋发聩，极大地震撼了教师们和陪同者的心！他的这个讲话录音整理稿，以《鹤峰教育工作简报》发出后，在恩施州教育系统，产生了很好的反响，后一直成为鹤峰教育工作的指导性文件。张开诚、谷宙轩坚定不移地有效地落实何县长讲话精神，一中面貌迅速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各继任校长都以这落实何县长个讲话为己任，鹤峰一中的高考升学率，已经走在全州各县一中的前列。

13年后的今年，某个晚上，鹤峰一中3位教师相约来到我家闲聊，一说起何亚斌当年的“植树节讲话”，顿时神采飞扬，你一段我一段背诵起来。后来我与原件对照，主要内容竟然相差无几！看他们绘声绘色地复述，看他自豪的神态，看他们由衷敬仰的情怀，深深感染了我！这哪里是在回忆一位县长的讲话，分明是在不忘一位智者的箴言！一位县领导的演讲十多年来一直为知识分子所钦佩，一直为大家所传颂，这在鹤峰历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事情！

1991年3月22日，何亚斌去了不通电话不通公路的深山乡——老村。解放以来，只有两任县委书记去过，没有一位县长去过。何亚斌一行早上8点出发，跋山涉水，晚上8点钟才到乡政府。事先听到广播通知的农民沿途奔走相告。一位70多岁的农民，拦在路上，何亚斌关切地询问他有什么要求，他说什么事都没有，就是想看看县长。他这辈子国民党的县长不敢见，如果连共产党的县长也见不到，死了太不值了！何亚斌双手紧紧握着这位老人，不无歉疚地说：“对不起老村人民，我们来迟了！”

第二天一清早，何亚斌就去看乡里的中心学校。那是一栋歪歪倒倒的木瓦房，全靠几根粗大的木柱斜撑着，犹如拄着几个拐杖的伤员，勉强站在那儿。走进校舍更是满目疮痍。天穿地漏，四面通风，男女生宿舍之间竟没有隔板。

师生集合起来，乡亲们自动围拢来，鹤峰县有史以来第一位到这里来的县长站在人群前，发表了深入浅出、满怀情感的演说，群众自觉鼓掌。一位女教师听着听着，两行热泪像断线的珍珠，落了下来。

当晚，何亚斌与区长任振鹤、县林业局长郑棠邦，研究如何尽快解决校舍问题。218天之后，老村小学盖起了一栋500平方米的三层钢筋混凝土结构的新校舍。

1991年11月，遵城郊区区长任振鹤（图左四，鼓掌者）所请，县长何亚斌为老村小学新教学楼建成题写了校名，并将匾牌亲自送到老村乡，授予乡小学校长（右二）。（摄像：欧阳树宇）

1992年当年，按照老村乡的办法，全县新建了8所中心小学教学楼。就是采取这种就地取材的办法，3年来，一栋栋新教学楼在城乡拔地而起。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何亚斌亲自上全省名牌小学湖北武昌水果湖第一小学，全国名牌中学华中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求援。聘请这两所学校的40多位高级教师来鹤峰对口示范讲学，派出180多名本地教师去这两所学校进修，聘请全国人大代表、著名教育家华师一附中校长李水生先生为鹤峰县人民政府教育顾问、鹤峰一中名誉校长。李顾问亲自来鹤峰讲学，并同意为鹤峰一中每年免费代培5名高中生。3年，有18名鹤峰学生进入该校学习。这样一抓，鹤峰县教育质量逐年提高。县一中升大专以上学校的学生数，1991年为41名，1992年为75名，1993年上升为132名。

名震教育界的李水生，为什么对大山深处的鹤峰县教育如此关切？读者也许可以从下面这封信中找到答案。

华师一附中李校长台鉴：

贵校允准与本县一中建立校际友好关系之公函收悉，甚为欣慰！

华师一附中乃武汉市最佳中学，蜚声国内外，鹤峰一中能与贵校结盟，学习高水平的教学和治学方法，将一叶小舟系靠旗舰，一同航行，一中将兴，一中甚幸，鹤峰教育有望矣！

本人认为，山区贫困之最深根源，在于教育落后。本人不喜西医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之局部施治法，崇尚中医系统思维、辨证施治、立足治本之原理。张之洞认为，富强基于兴学。故我行政鹤峰，坚持从抓教育入手。本县教育近期不可能居全省之先，但必须拼死为之。我提出本政府施政方针为一手抓经济、一手抓教育，非一时慷慨之词，而是必须落实在行政上必须有实际收效的长期指导方针。起步晚则必须起点高。基于这一认识，我县一中向贵校申请结盟。全省欲与贵校结盟者何止数百？在我们苦闷彷徨之时，贵校向鹤峰伸出友谊之手，特向校长阁下和华师一附中全体老师，敬致谢忱！

我以县长的名义，热情邀请阁下来本地指导教育。我拟率县政府、县教委和县一中负责人员在适当时候，向贵校求教。

鹤峰县政府何亚斌

1991年5月24日

第七章

荷马史诗《伊利亚特》曾经描写过一场战争，几十万大军在攻打卡夫丁峡谷时，全军覆没。马克思曾把卡夫丁峡谷比喻为不发达国家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巨大障碍。何亚斌——中国的一位改革实际工作者，率领鹤峰20多万各族人民，正在勇敢地穿过“卡夫丁峡谷”。

日历翻到了1992年10月，县委书记张泽洲升任恩施州委领导。何亚斌宽厚的肩上挑起了县委书记兼县长的重担。坚持“发展才是硬道理”，何亚斌和县委、县政府“一班人”在已取得的改革成就的基础上寻求产权制度改革方面的突破。1993年元月，何亚斌提岀了超常规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思路。4月11日，县委、县政府制定了《关于加快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规定》（即“38条”），与此同时，县委、县政府召开了最高规格的全县非公有制经济发展大会。

何亚斌的报告只作了70分钟，掌声就有10多次。200多位个体私营经济代表中有90%的人是第一次被邀请到县城大礼堂听县委书记的报告。容美镇个体户吕长菊激动地说：“没想到何书记把我们这么当人，给了我们这么高的地位……”来自浙江的服装个体户周潘华接过话题：“我跑了8个省，做了10多年服装生意，还没有看到过这么开明的书记！”

就在当年，全县个体工商户从业人员比1990年增加29.9%，个体私营经济为国家提供工商税比1990年增长131%。

1990年，何亚斌曾经在一个较小的范围内分析过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政体改变后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他认为，这些社会主义老牌国家，政权更迭后无一例外地选择市场经济体制，不是偶然的。维持市场经济的基础是一个庞大的产权体系。纯粹的公有制经济之所以没有活力，就在于产权不明晰，在鹤峰这样一个山区县，确切地说就是产权没有明晰给个人。孟子曰：“人有恒产，始有恒心”。没有产权，失去对利益的追求，社会就不能进步。任何国家和民族，禁止人们有追求财富的欲望，只有在革命和战争的情况下才有合理性，和平时期是不能长久实行的。何亚斌说，要鼓励人们拥有产权，要保护人民的产权。公有产权神圣不可侵犯，公民私有合法产权也神圣不可侵犯。国家的利益在于依法收税。“38条”就是一个明晰产权、保护产权、鼓励发展经济追求财富的“劝业令”！

沿着何亚斌4年多来留下的一个个深深刻在鹤峰人心中的足迹，走进他心灵所走过的每一个季节，寻找他生命之树上的枝和叶，然后把他们串连起来，形成一条长长的粗粗的曲线——这就是一条能够展示中国改革开放历程的曲线。

1993年4月6日，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廖汉生到鹤峰考察后，非常满意，即兴挥毫，书写“任重道远，贵在奉献”的条幅勉励何亚斌。

1993年5月31日，湖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关广富来恩施州调研，在鹤峰期间高度赞扬了鹤峰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思路。关广富对秘书张汉涛说：“把亚斌同志关于国有民营的这个观点写进我的讲话中。鹤峰的改革，具有可贵的探索精神和大胆的试验性质。”

1993年9月，鹤峰县被省委、省政府授予的首批“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先进县”称号（此次受表彰的全省只有9个县，山区县中只有鹤峰县）。关广富在表彰大会作报告时脱稿讲了这么一段话：“老、少、边、穷的鹤峰，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这么快，关键是那个县的县委书记何亚斌的思想解放……”

1993年，鹤峰县获得湖北省委、省政府授予的全省“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先进县”称号。(左为县政府办公室主任唐生智，右为县委书记兼县长何亚斌)

1994年4月14日，时任湖北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回良玉来到鹤峰，充分肯定了鹤峰的工作。他说：“鹤峰的各项事业取得了很大成就，近几年的工作很有起色。经济建设有了新的进展，改革开放迈出了新的步伐，干部作风有了新的转变，精神文明建设也取得了新的成效。当前鹤峰的情况很好，突出表现在干部有了很好的精神状态，全县有很好的发展思路，有很好的工作措施。”他明确支持何亚斌的产权制度改革实践，热情地表示：“希望鹤峰创造性地开展工作！”

效果一次次证实了何亚斌思路的正确性。

何亚斌在长期工作的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实践，已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的思路。

1993年3月，何亚斌随湖北省化工进出口公司经济考察团到香港、泰国、新加坡考察，历时14天。首次岀国出境考察，使何亚斌的视野更加开阔。回来后，写出了近7万字的长篇考察报告《行色匆匆港泰新》。

在这个考察报告的导言中何亚斌提出了五个“必须”：

一、必须深化改革。“改革是解放生产力、改革是发展生产力”的论断是完全正确的。中国15年的改革是符合世界大势的。靠原有的经济体制想实现经济的突破性发展是很难的。改革是一次革命，应当坚定不移地向前推进。历史需要我们如此。

二、必须扩大开放。整个世界是一个开放性的大市场，没有一处可守得住的山寨。做“小国寡民”只能是作茧自缚的“安乐死”。

三、必须从实际出发，坚持走自己的路，创造性地工作。

四、必须既虚心学习别人的成功经验，又对祖国充满信心。中国是很有希望的，只要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只要大家努力，下个世纪肯定是中国人的世纪。

五、必须珍惜今天，像新加坡那样。中国历史上没有战乱的日子是很少的。中国今天的政治局面，在历史上是很难找到的。一切对人民负责、有良知的干部和人士，都应当珍惜今天，一心加速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心不旁骛。

这份长篇考察报告于1993年10月在全县内部印发后，迅速成了全县党政干部自觉的必读书。这个报告不断传开，连中南财经政法大学的经济学家和省直及恩施州的部分领导都通过各种渠道索要这个报告。特别是此后于11月14日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公布后，凡属读过这个考察报告的干部都说，何书记的这个考察报告与《决定》精神完全一致！纷纷要求重印，最后又重印了1000册。

改革是利益关系的重新调整。改革是要得罪人的，是要冒极大风险的。在改革之初，在改革还没有带来实际效益的情况下，一些人是不理解的。何亚斌曾说过，改革，绝大多数人都拥护，因为它在北京；改革，不少人都反对，因为改到自己头上了。恐吓信、恐吓电话丝毫没有动摇何亚斌钢铁般的意志，仍义无顾地投身和领导鹤峰的改革。翻开《鹤峰县志》，1913年至1993年80年间，63任县长中有15人未到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历任县长中有3人被撤职或降级，无一人得到升迁！曾有前任县长大发感慨：鹤峰当官，居大不易！

某些反对改革的人，又来新的一招——告状。一面向中央和省告状，一面在群众中造谣，煽风点火。何亚斌不仅没有气馁，相反更加拼命地忘我工作。他那本拒礼拒贿的《防身簿》扉页上填有一首《浪淘沙》，有句云：

“一身正气拒污浊，有盾可挡！”

1993年10月7日，在全县科级以上干部大会上，恩施州纪委常委杨碧莲代表州纪委宣布：“何亚斌同志一身清白，上告到中央总书记的关于何亚斌的七大问题，通过调查证实，纯属诬陷……”顿时全场热烈鼓掌，经久不息。下坪区委书记李兴洲禁不住起立高喊起来：“何亚斌书记这么好的领导干部不能被人告走了！”此时此刻，这种起立的姿势，既包含着对诬告人的声讨，更多的是对这位鹤峰人民的好儿子致以的最崇高敬意！

在关于何亚斌腐败不腐败的问题上，在调查核实的基础上，州委书记朱纯宣的讲话给了鹤峰一个明确的答复。

1994年“七一”前夕，湖北省委推出了全省6名优秀县（市）委书记县（市）长的典型，何亚斌名列其中。7月3日，湖北电视台在新闻联播中作了专题报道，《湖北日报》8月16日在头版头条以《情满大山——记中共鹤峰县委书记何亚斌》为题发表了蔡华东等三位记者采写的长篇人物通讯，介绍何亚斌的先进事迹。

第八章

5年的呕心沥血，5年的艰苦奋斗，何亚斌满怀赤子之情，与鹤峰的土地、鹤峰的人民结下了深深的情缘。

何亚斌是农民的儿子，出生于湖北通城县一个家大口阔的农民家庭。苦难的环境赋予他一种奋斗、追求、执着的性格。他聪明好学，小学五年级就提前考入初中，又以百分之十的比例考入通城一中（高中）。1966年高中熬到毕业了，但“文化大革命”偏偏在这一年发生，粉碎了他的大学梦。他只有回乡生产，分挑家庭重担。1969年2月参军，1973年入党，1975年复员回乡，在公社粮管所收粮，同年12月被招到通城县农机公司当采购员。不到半年，调入咸宁地区农机局人事秘书科工作，工作十分顺心。可是他觉得自己缺乏深厚的知识，立志深造。“文化大革命”结束、恢复高考制度后，1978年，在他而立之年，考上中南财经大学（现为中南财经政法大学）。

他十分珍惜12年后跨入大学读书这个机会。寒来暑往，四度春秋，他获得了超出这纸本科文凭的学识。学校当局注意了他，要他留校。他面前展现出一条由助教而讲师而教授的金光大道。这也是很多同学求之不得的好事，但他谢绝了。

他有一个强烈的愿望，要将所学到的知识用到实际工作中去。他分配到省统计局综合处以后，所学的知识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1988年底，湖北省委号召，省直机关优秀中青年干部到山区去工作。何亚斌报了名，申请平调，担任副县长。经组织考核，被作为鹤峰县长提名。

何亚斌在鹤峰5年，有多少感人肺腑的故事。因为篇幅所限，不能把采访到的真情实感全部记录下来，仅录数段，亦可见其平民县长本色。

故事之一：1989年9月上旬，何亚斌收到一份《中国老年报》，该报一则用化名写的读者来信反映：鹤峰南渡江石拱桥洞里，8年来住着一位70多岁的老人，以篾席挡风，几块竹板当床，靠施舍度日，不得温饱。

读罢此文，一股强烈的感情驱使他及时处理这件事情。他找来老龄办主任周光友。周光友告诉他，老人原是五里区搬运站的工人，鹤峰不通汽车的年代，他是当年生活资料的输送人。年轻时力大如牛，腿受伤后体力仍然超过常人，人称“独脚龙”。公路修通后，搬运站撤销，老人失业，加上年老体衰，又终身未娶，无亲无戚，才落得如此下场，已在桥洞里住了8年！过去领导也重视，但研究过多次，未能得到解决。

何亚斌让周光友先去和交通局、民政局协商设法解决，将结果报告他。老周去了，很快就回复，两家都说有困难：交通局说搬运站是集体单位，他们管不了；民政局说老人不是复退军人，不该他们管。

何亚斌说：“老周，以老龄办的名义给政府写个报告，我批！”

报告送来了，何亚斌当即提笔：“交通局长、民政局长：此事延宕8年，旷日久矣！以鹤峰之大岂无一七旬老者容身之地！我决定：一、由交通局负责落实住房；二、由民政局每月补贴40元，从本月起执行；三、限期一周解决。”

果真，推了8年的事，不到8天就解决了！何亚斌还到五里镇街上房子里去看望过这位老人。1994年，何亚斌又对民政局交待：40元钱不够，增加到60元。不要等到人家上访再解决，要先想到。

1993年，县委书记兼县长何亚斌送别中国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和法国洞穴探险队专家出鹤峰地界返回县城途中，到农民家访贫问苦，图为他尝吃合渣汤。(摄影：王开学)

故事之二：金秋季节，烟叶丰收。个别收购点为了烟草公司的利益，压级压价，有的农民气得把烟烧了，发誓不再种烟。

1989年10月24日，何亚斌上任不足3个月，来到曲溪村烟叶收购点，见到一群人在那儿嘀嘀咕咕，神色愤懑。何亚斌挤进去，见一位中年妇女在过磅卖烟。收购员是一个青年小伙子。

何亚斌问：“她的烟打什么级？”

收购员望了望这位陌生人，说：“末级！”

何亚斌看看牌价，末级每市斤0.1元钱。内心一阵酸楚。难怪有的农民发誓不再种烟！何亚斌又看看烟叶，烟叶确实不太好，但根据他临时学的知识，这批

烟打得上“中五级”，价格可上到0.65元。

何亚斌对收购员说：“同志，这批烟的评级是不是低了点？”

收购员又望了望何亚斌，本想训他管得宽，见是个干部模样，便冷冷地回答：“只能打末级。”

何亚斌又问那位卖烟的妇女：“打末级行么？”

妇女无奈，无言。

何亚斌问清妇女是柘坪乡曲溪村一组农民。

何亚斌随手拿了3把烟，对收购员说：“我借你3把烟，明天下午4点钟，县烟草公司罗本智经理来还你。”收购员见此人口气不小，不敢不借。围观的农民都以惊异的眼光看着这个干部，猜不出他要干什么。有的把烟挑回去，明天下午再来卖。

何亚斌电话通知罗本智第二天下午4点钟以前赶到曲溪。上百烟民正等在那里。

何亚斌递给他3把烟叶：“你是内行，看看这批烟能评什么级？”

罗经理仔细看了烟叶，说：“标准的中五级。若灵活一点，可上升到中四。”

县烟草公司同来的质检员也完全同意这个看法。话音刚落，何亚斌很沉重地对罗本智说：“你是县公司经理，你对收购员说吧！”罗本智经理和质检员商量，定为中四级，价格上升到每斤0.87元。

收购员一听是县长，心里很紧张。

围观的农民都啧啧称赞。

何亚斌心平气和地批评收购员：“你现在把昨天那位妇女卖烟的差价，跑步送到曲溪村一组去，向她检讨。”当晚，县烟草公司写了检讨书。何亚斌在上面加了按语，在全县广播，有效地制止了同类情况的发生，切实维护了农民利益。

还有一次，1991年11月10日，何亚斌来到五里区六峰乡烟叶收购点，发现这里存在严重压级压价现象，烟农怨气很大。他当即嘱县政府办公室通知县烟草公司、县工商局、县技术监督局等单位负责人连夜赶到，突击检查。结果发现压级收购提级上调的问题严重。除烟草公司检讨外，该收购点的那位质检员被除名回家，另换了人，该乡烟农振臂欢呼。

故事之三：1992年12月，何亚斌印了一张别致的名片。名片的背面印着——

主要产品：茶叶、烟叶、木材、黄磷、电石、乙烘碳黑。

待开发资源：优质高品位风化磷矿12亿吨，木材，古海生物化石。

拟合作项目：磷矿开采与营销，古海生物化石开发。

求贤：市场经济政策研究人才，市场经济运行操作人才，市场调研与预测人才，工商企业管理人才，茶叶加工高级人才。

恩施州委宣传部副县级宣传员、新闻科长翟建华，看到何亚斌书记送给他的名片后，敏锐地意识到这是一个很好的新闻题材，于是写了一篇题为《一位县委书记的名片》的报道并电传到新华社湖北分社，12月28日新华社以同题目发了通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经济日报》、《湖北日报》、《湖南日报》、《深圳特区报》、上海《新民晚报》、《北京晚报》和天津《今晚报》等60多家新闻单位转发（播）了这条消息，于是全国各地的信函如雪片般向鹤峰飞来。

中华茶人联谊会会员、全国港澳经济研究会会员、浙江省高级农艺师看到这则消息后，主动要求协助鹤峰做点什么。1993年3月27日，《湖北日报》以《名片效应》为题报道了这则消息之后，在全国引起了强烈反响（编者注：2003年1月，著名政论作家凌志军新著《变化——1990年至2002年中国实录》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立即成为最畅销书。

该书第135页有一段这样的文字：湖北省有个县委书记名叫何亚斌，在自己名片的背面印上当地的主要产品……）。说起这张名片的印制过程，其实是一件很不经意的事。据他当年的司机符家翁回忆，何县长当了县委书记以后，打算印制新名片。何书记说，名片背面别让它空着。他随手写了一张便条嘱符家翁印上去。随意之中见新奇。作为一位县委书记，党政干部，早早地就有一种市场意识，这也许是各报竞相转载的原因。

在当前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大力推进乡村振兴的伟大斗争中，重寻何亚斌的足迹，重温何亚斌的业绩和精神，让我们更受启迪和鼓舞，以拿出更大的决心、更好的办法、更多的担当，去把这场战斗进行到底，绝不辜负党中央和习总书记的殷切期望，一定要实现乡村振兴的伟大目标！

1991年，湖北省文联主席、中国十大书法美术家之一的周韶华了解到鹤峰县县长何亚斌的事迹后，当场题字以赠

      何亚斌就是这样，他的思想总是很超前，他总能站在时代的潮头，结合鹤峰的实际，引领一点什么，而且都能做成。 (全文完)